本片的许多人物关系也是在景别与取景的恰当选择中体现，比如梅珊与颂莲打麻将的一场戏就是通过梅珊与高医生的双人中景镜头暗指出两人之间关系的不正常，由此推动剧情。在中远景为主的的景别组合里，张艺谋导演对特写的使用是极为克制的，所以本片仅有的几个特写便是解读本片人物关系的关键。第一次特写是颂莲继母催促她她出嫁的镜头，第二次是颂莲与大少爷飞蒲第一次见面，第三次是颂莲准备剪掉二太卓云耳朵时，第四次则是颂莲看着挂进二太院里的红灯笼，第五次是飞蒲与颂莲的分别，最后一次则是颂莲在死去的梅珊房里之时。这六次特写将颂莲最重要的六次事件展现出来，也通过颂莲从正常到疯的过程将旧社会之人受封建压迫之事完全展现出来，这也是由批判上升到其本质的展现。
塑造本片中人物及表达主题的另一个手法是利用色彩将人物状态外化。除了在不同情绪的场景选择不同的冷暖色调，本片还利用了人物衣着的变化来外化人物。陈家四位太太在衣着上的性格与状态外化更为明显，一直都是城府很深的大太太和二太太一直都穿着颜色复杂的丝质衣物；而三太梅珊起初的全红丝质衣物到中段的彩色衣物直到后段的淡兰色衣物以及死时的全白色衣物便是叙述三太由得宠、骄横到城府渐深再到渐渐看淡直到最后非正常地凄惨地死去的过程；同样，颂莲的衣服颜色则是白、彩色、淡蓝又到最后的白，这样的使用方法与塑造三太方式相同，道出了颂莲由纯净到争夺到看淡再到最后“轮回”的过程，这样的人物塑造使得导演意图成为司马昭之心。
一个旧社会的中国女大学生颂莲，因家庭原因嫁进了典型的旧社会豪门陈家。颂莲成了陈老爷的四太太，她在陈家的高墙大院里受尽封建规矩的压迫和姨太间争斗的迫害，最终精神崩溃，只作了一年的姨太便永远逃不出这高墙大院。这个故事正是张艺谋导演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本片在外延上对封建社会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但其核心本质远不止于此，张艺谋导演与苏童原著（原著的言外之意更明显）所探讨的除了封建的恶，更多的是这封建恶的来源，这来源是人心，所以，主创们想说明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封建并不源自礼教，而是人心，因为所谓的规矩，不过是由争斗的胜者所制定。
本片的主人公是巩俐饰演的颂莲，在片中，颂莲不只是一个封建社会中的新思想者，更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女人和争斗中大起大落的最终败者。当她暂时胜利之时，规矩便围着她而制定；当她失败时，规矩就成了封建并最终压垮了她，颂莲的人生起落正是创作者的意图之表现：或许所谓的旧社会便是败者永远地活在“封建”中，胜者继续与其他人玩着制定规矩的游戏，从另一角度说，颂莲和惨死的三太梅珊最终都胜利了，因为她们不用再玩这根植于人心的封建游戏。而红灯笼这一“暂时胜利”的标志还会在旧社会中延续下去，因为那是个特权者与胜者统治的世界，陈老爷这种人会不停利用“封建规矩”这一手段来满足自己那沉浸于欲望的心。
针对这一尖锐又极富辨证性的意味的主题，张艺谋导演使用了大量外化且风格浓烈的导演手法，虽有点过于外化却用得比较到位，可以说本片是张艺谋导演风格最为成熟的作品。
是在视听和剧作的结构上的处理。创作者将本片分为了四个大段，即院子里的夏、秋、冬和第二年夏天，张艺谋导演及其他主创刻意地使这高墙大院里“没有春天”，利用“春”这一美好意象的缺失给了封建旧社会一个下马威，这就是本片的外延，即批判封建社会的体现。同时，张艺谋导演利用夏、秋、冬在生活中各自的猛烈、艳丽和清冷的视觉特点将颂莲在院中争斗的状态体现得淋漓尽致，而“第二年夏天”的使用使结局与开头“夏”形成鲜明的对比，也让本片难得地拥有了一种封建社会中的宿命感，促使了影片主题的升华，也就是从对封建的批判上升到对其中人物宿命的探讨。
张艺谋导演利用恰当的景别选取和景别内的适当取景让本片升华的过程中多了许多质感。在本片中，有许多镜头是中景以上景别及画面左右极对称的取景方式相结合，例如颂莲第一次进入陈家大院时，张艺谋导演将她置于全景的纵深中，这样就使得影象多了一些隔离感，再加上左右极对称的高墙取景，让观众感觉到颂莲在这个场景中的受压迫感。这种镜头拍摄方式在影片中的多次出现，极明显地表现出这高墙之内的封建与争斗带给颂莲等人的压迫，也让观众觉出了几丝冷酷的意味。
没有被巩俐的演技折服，觉得她还一般，而是被何赛飞的演技折服了。